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题：现在做普及是为了培养未来对足球有正确认知和热爱的家长、校长、市长
新华社记者王镜宇、季嘉东
2014年底，爱踢客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北京创办。几个月之后，《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正式出台。经过7年多的发展，爱踢客成为在北京拥有30多个校区、在训学员超过7000名、教练规模在300人左右的知名足球青训机构。近日，爱踢客创始人李钊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讲述了他的创业故事和对足球青训的一些见解。
一颗足球的种子
李钊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中国的职业联赛刚刚起步，战绩出色的北京国安火爆京城，李钊也迷上了足球。他曾经去退役球员开办的俱乐部试过，后来又到了北京市少年宫。李钊还记得，在少年宫踢球一年的收费才400多元，有点像体校，教练员都是退役的老国脚，非常纯粹。
然而，在少年宫训练了一年多之后，学费变成了一学期三四千元，在当时这样的收费有些昂贵。后来队伍解散了，李钊经过试训入选了人大附中三高足球俱乐部，一边踢球一边上学，从小学读到了高中。
高二的时候，李钊参加过国家青年队的选拔，进入了40多人的大名单，但没能进入20多人的最终名单。那时他意识到，自己不具备成为顶尖球员的能力，想要踢当时的甲A联赛也很困难。于是，李钊选择了继续上学，通过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进入了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到了一家国企工作。
2013年，李钊回到北大攻读了工商管理硕士（MBA），身边有很多人创业，他也动了心。那年他的孩子出生，在选购童书时他发现跟自己小时候看的那些差别不大，于是把创业的着眼点放在了教育领域，进而选择了足球。
“我对足球最了解，足球除了锻炼意志品质之外还能带给人很多东西。拿我自己来说，上大学以及工作后比同龄人更早被提拔到管理团队，都是得益于足球对我决策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所以我想做跟足球相关的教育机构。”李钊说，“我们始终认为教育是第一位的，爱踢客从根本上讲是教育公司，每年教师节我会问候我们的教练，我们每个人都是教育人。”
跟朋友合伙创办俱乐部之后，有三年多的时间李钊是兼职做。到了2018年，爱踢客已经有十多个校区，常规在训的孩子达到五六百人，发展也到了关键时期，李钊便从国企辞职专心经营俱乐部。
校园、社会两条腿走路
李钊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刚刚发布的时候，他和合伙人还判断不清中国足球会是校园足球发展更好还是社会培训更有前景，于是选择了两条腿走路。到2018年的时候，俱乐部已经和二三十所中小学建立了合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入校园，来自校园足球的收入占当时俱乐部收入的50%左右。2018年之后，俱乐部在社会培训方面有了更大发展。
最近几年，李钊发现校园足球的资金投入明显下降了。现在与爱踢客合作的学校数量差不多比2018年翻了一番，但是这部分的收益几乎没有变化，因为每所学校用于购买培训服务的资金比以前少了。
尽管如此，李钊依然看好社会体育俱乐部进校园的前景。在他看来，“双减”之后课后服务的增长潜力巨大。
“‘双减’之后，孩子们下午没课后留在了校园里，谁来给他们提供课后服务呢？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减少了，但是需求还在。成都、贵州、福建等地都有由家长付费的方式，只要控制好收费标准、保证服务质量，俱乐部进校园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有的孩子缺比赛，有的累到膝盖积水
在青少年足球的发展中，赛事是一个重要环节。李钊认为，青少年足球赛事存在结构性的不平衡问题，而体育和教育部门举办的赛事间的协调问题也有待解决。
据李钊观察，北京市青少年足球赛事的数量不算少，从班级比赛到学区、区级、市级比赛都有，爱踢客俱乐部里一些强队的主力球员，有的一年要踢七八十场比赛，这个数量对他们来说有点多了，有的孩子11岁就出现膝盖积水的情况。另一方面，北京市很多青少年赛事以淘汰赛赛制为主。拿有30多年历史的百队杯来说，大约50%的孩子只踢两三场小组赛就被淘汰了，一些区级比赛有的队伍踢一场就被淘汰了，那些水平中等或者略低的队伍缺乏足够的参赛机会。
在李钊看来，常态化的、联赛赛制的比赛更符合青少年球员的需求，他们需要通过比赛去发现问题，再到训练中去解决。在密集的赛会制比赛中，教练和球员没有时间去做调整。
爱踢客也举办俱乐部内部的“青苗联赛”，有上千个孩子参加，比赛安排在每周六、日晚上。大家交费一样，也踢同样场次的比赛，锻炼机会是均等的。
李钊认为，足球的体教融合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以北京为例，在赛事排期方面，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足协的比赛会协调得比较好，但是区一级教委的赛事跟市足协的比赛却存在“撞车”的情况，如果能够加强协调，会让孩子们更好地处理比赛之间的矛盾。
“其实很多学校会争区里的前几名，更看重区里的比赛，赛事冲突了对孩子和家长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应对疫情冲击需提升服务水平
自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给体育培训行业带来了很大冲击，李钊对此深有体会。
“冲击很大，疫情来了只能停课，2020年有半年停课，今年从4月开始断断续续停课，有时候体育局和学校的指令不一样，体育局说可以营业，学校不让孩子出来，这对出勤率有很大影响。”李钊说，“原来收费是有效期制的，现在改为‘一课一消’，带来的问题是孩子不来我们就没有办法确认收入。过去出勤率在70%-80%，疫情之后降到50%-60%，现在每个孩子每周平均上2.6次课，原来是4-5次。我们原来按课时包卖课，家长会买大课时包，因为单价便宜。现在我们大课时包的销售比例下降了，虽然招生人数没有降低，但是销售额降低了，这是经济环境带来的变化。”
面对疫情的冲击，爱踢客的应对策略是优化课程、提升服务水平。原来有学员无法出勤时俱乐部不怎么管，现在会有客服人员给家长发信息提醒。另一方面，俱乐部努力提升教学水平、让课程更有意思、孩子更快成长。
李钊相信，疫情总会过去。俱乐部目前的运营还比较平稳，只要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总体向好，未来的前景也是比较乐观的。
去年年底，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了《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今年4月，北京市体育局发布了《关于做好青少年校外体育培训机构准入审查工作的通知》和《北京市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等级评定办法（征求意见稿）》。李钊认为，国家和地方加强对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的监管和服务是好事，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要对社会和家长“广而告之”。
“买单的是家长，关键是要让家长知道评星、评级的结果。现在稍微正规一点的培训机构，在‘大众点评’上都能找到，北京市体育局的评定结果能否放在‘大众点评’或者其他家长信赖的平台上？毕竟很少人会去看体育局的官网。我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星级评定能否跟政府购买服务结合起来？学校在选择合作机构时是否会参考？如果这些解决得好，机构进校园就得靠拼服务而不是靠拼关系了。”
不是培养10年后的球星，而是培养未来的家长
经过7年多的发展，爱踢客已经成为北京地区市场占有率最高的青少年足球俱乐部之一。李钊说，俱乐部的发展愿景是通过5-10年的时间搭建起一个青训产业的金字塔，塔基是有10万人以上参与、每周训练一两次的足球兴趣班，并且为校园足球提供服务。在这个基础上，选拔有天赋的孩子、有经验的教练组建较高水平的队伍，搭建起贯通小学、初中、高中的人才金字塔。为了筑牢塔基，俱乐部还涉足了场地和装备领域。
“首先，目前我们以直营为主，爱踢客有直营连锁的基因，有复制能力。其次，我们坚持做垂直，10年内没有横向拓科的计划。第三，我们之所以进入场地业务、做足球场的运营，是为了保障训练。在产业上我们做可穿戴装备，但一定是围绕足球。横向方面，我们有地域拓展，目标是上海、天津这些有足球底蕴和较好经济环境的足球城市。”
李钊小时候踢球的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做青训俱乐部也希望能在未来培养出职业球员。但他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发现家长的预期和自己当初的想象大不一样。
“这一代的父母跟我的预期不一样。我那时候练球就是一周五练、六练，自己的目标是想成为职业球员。但是，现在那些人大三高俱乐部的初三学生，你问谁想踢职业，只有一两个人举手，绝大部分的孩子是培养兴趣、锻炼身体。最早做测算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到出勤率，而现在出勤率低是我们在运营中最需要解决的难题。”
李钊说，中国足球的普及率还很低，人们对足球和体育的认知也不太够。
“七八岁的孩子一个比赛拿个冠军，家长就以为是天才。我见过太多十一二、十三四岁还不错的，后来都没能走到职业。我们现在做普及不是为了出球星，也不是为了改变10年以后中国足球的水平，而是希望等这些孩子成了父母，成为校长、市长，能对足球有正确的理解和持续的热爱。”
